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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考公平的价值及实现路径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我国的高考作为践行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社会实践,其利弊得失一直饱受争议。尽管历史上有过废除高考的深刻教训,但近几年又有人提出取消高考,要“把高考送进坟墓”。诚然,“一考定终身”式的考录制度,导致了教育的深度功利化、价值外在化,违背了教育的本旨,进而造成学生发展的片面和畸形,的确遗患无穷。但是,把“应试教育”的帐完全算在高考制度上,以放弃公平公正的底线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素质教育”,势必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高考的公平价值,在现有条件下探讨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公平公正:高考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价值追求

  什么是高考?通常情况下,我们讲的高考就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果没有全国性统一考试,就不能称之为高考,也不足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高考制度的形成既有古代科举考试传统渊源的影响,也是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时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以选拔官吏为主要目的的科举考试,相对于任人唯亲和官僚世袭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既为不同出身的人跻身于仕途提供了一条难能可贵的通道,又有利于统治者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所以,它于隋朝经产生历经千余年而不衰,直到封建制度趋于衰亡、西学东渐,才被应时运而生的近代学校考试制度所取代。当时,由于刚开始学堂数量不多,且各学堂的性质、层次、规模差异较大,只能采用单独招生考试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各高校招生逐步由分散走向联合,将各高校招生考试中具有共性的部分统一起来,以达到高效、公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最后上升到国家考试的层面。1952年我国高考制度正式确立。许多人认为,我国高考制度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因为推行计划经济而实行了统一高考。实际上前苏联一直没有实行统一高考,而是到了俄罗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为整治高校招生腐败、扩大贫困生入学途径,于2001年才开始实行全国性的统一考试。从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高校招生的宏观情况来看,从分散走向统一是一个大趋势。美国就有SAT和ACT两种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法、日、韩等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也都由政府所属的考试服务机构统一承办。由此可见,通过统一考试保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的相对公平,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扩大民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理性社会和政府为追求规范有序竞争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价值选择。我国“文革”期间,高考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受到批评而取消,高校招生考试代之以推荐方式,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生源质量和高校质量,造成了教育的大倒退,而且为上大学“开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1977年,高考在被废止了10年之后终于得以恢复。高考制度的重新建立反映了人人享有教育资源的价值观,反映了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这不是简单地恢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现行高考制度是历史发展中历经选择与洗礼后的文明传承,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考究竟有什么作用和功能?或者说高考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教育部1999年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提出了“三个有助于”的原则,即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这只是站在学校及管理者的角度强调高考的教育功能,而且也仅仅突出其功利性的一面,忽视其公益性的一面。实际上,高考作为实现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价值需求的重要机制,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教育,还具有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对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前些年,各级部门过于强调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偏离教育本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各级部门开始强化政府的教育公平责任,把教育的公益性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对人的自身关怀的一种回归。与之相适应,作为教育重要环节和手段的高考,其价值取向也应该回到维护公平和促进人的发展上来,而不应该沦为教育机构及其他利益集团实现各自目标的工具。说到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这至少包含公平公正和个性发展两个相互矛盾的范畴:一方面,由于高考的统一性和“一刀切”问题,往往容易抹杀人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在诚信体系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追求个性发展的考试又容易成为少数人利用特权谋取私利的“空隙”。但是,辩证地看,公平公正是个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个连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人根本谈不上个性发展。因此,从现阶段来看,高考的价值追求只能是“公平优先,兼顾个性发展”。

  公平公正的价值在高考中是如何体现的?笔者认为,至少应把握以下三个方向。一是高考保证了考生入学机会和竞争起点的相对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入学机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起点,是人们获得平等竞争机会的重要途径。高考让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不论种族、年龄、性别、家庭地位等,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最后让分数说话,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权利的平等。二是高考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高考将受教育对象适当分流,既使受教育者享受到合理的教育资源,又使国家能根据不同需要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满足了经济社会对不同类别劳动力的需求,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对纳税人和全体社会成员来讲,就是公平的很好体现。三是高考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照顾了不同类型学生的发展条件、个性特征及潜能发挥的需求,实际上就是从更高层面上保证差异公平。

  二、影响高考公平的体制性障碍

  尽管任何考试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本旨都离不开公平公正,但恰恰其公平公正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冲击。古代科举考试中就有不少人冒着杀头乃至“满门抄斩”的风险,想方设法通过考试舞弊来实现其所谓“学优则仕”的功利目的。现代高考也不例外,特别是近几年一些人受利益驱动,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和高科技手段组织高考舞弊、从事非法招生中介乃至诈骗活动,高考公平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有人痛恨高考,认为是高考制度本身带来的,这未免有些绝对化。从宏观上和深层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考中出现的问题确实有制度本身上的原因,但更多的应是社会转型中体制性矛盾带来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人才观和就业体制、用人机制的固化致使高考不堪重负。高考的很多问题是教育以外的综合因素造成的,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高考所肩负的不仅仅是“选拔人才”的功能,它所负担的社会职能太多、太复合、太沉重,因此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成为吸食整个社会人财物资源的“黑洞”,成为引致教育走上全民应试教育歧路的“魔棒”。现实生活中,社会上的人才观、就业观、就业机制和社会流动机制方面存在的以学历为本、“惟文凭论”、“学而优则仕”、官本位主义等问题,都无不是这一历史性弊病的注脚和“推手”。目前,社会上存在过度追求高学历,强调第一学历,歧视非全日制高校学历,设置学历门槛,以学历作为衡量人才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标准等倾向;劳动就业市场对高、中等职业教育明显存在岐视,一个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人,他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条件往往比不上一个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这些观念和机制,都在无形地驱使着整个社会极力追求“考高分、进名校”,“砸锅卖铁也要上大学”,导致高考利益的高度集中。它们是高考一切问题产生的社会逻辑本因。

  二是社会诚信体系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发达国家的招生制度,之所以能比较全面、综合、自主地评价学生,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诚信度较高,能够基本保证其客观和公正。在美国,许多大学提前半年就将作文题目公布,考生不会说假话,更不会抄袭或找“枪手”代劳,因为高校通过作文考量的正是考生的真实思想和综合修养。我国目前的社会诚信水平的确令人担忧,考生档案中的评语写得天花乱坠,好话、套话、大话连篇;招生过程中,考生造假、学校造假乃至部门造假,时有发生。社会诚信的缺乏有其历史文化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过硬的信用制度和约束机制,特别是对一些重点领域尚缺乏有效的监督。近年来,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推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管理体制,但是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省级招办实际上成为一个业务操作服务机构,对高校的监督十分有限。在目前这种条件下,我们如果照搬西方自主招生的模式,就必然存在殃及公平和正义的极大风险。事实上,近几年部分高校推行的自主招生,包括单独招生、艺术类招生等,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的甚至成为部分人投机取巧上大学和少数人非法谋利的“门路”。

  三是高校招生考试管理体制滞后带来的制度失效和政策异化。教育事业包括高考制度必须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近年来我国在高校收费、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已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行了改革,但高校招生基本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比如,政府给学校下达指令性招生计划,一直实行“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体制,但政府却在调节区域平衡上严重缺位,导致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学生录取标准低于其他地区,导致高校招生上地域不公平现象越来越来严重。又如,在高考的组织实施上,政府直接统筹,层层调动各种行政资源,并进行全民动员,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举国大考”。“线长、面广”的行政组织体系使高考的安全性和公平性面临极大挑战,这也是近些年高考事故频频发生的根源之一。正是两种体制的碰撞所产生的负效应,带来了一系列公平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招生政策的异化。我国近几年推行的高校“扩招”和高校上学成本分担机制,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也使人们步入了“花钱上大学、花钱买分数”的误区,严重破坏了高考公平。另外,国家为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种缺乏而制订的种种优惠政策,由于“认证权”掌握在少数部门的少数人手中,操作的空间很大,加之缺乏监督,最终好的政策沦为少数人“特权”寻租的工具。近几年,体育加分造假、少数民族身份造假等事件常见诸报端,引起了社会对加分政策的广泛质疑。

  四是高考制度、内容及手段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近几年我国已经迅速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考所体现的选拔功能正由“资格选拔”转变为“适应性选拔”,也就是说高考竞争的落脚点由“能不能上大学”逐渐变为“能上怎样的大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高考制度、内容及手段仍然比较落后,跟不上形式的发展。首先,以高考成绩为惟一标准的现状没有改变,单纯的纸笔测试对综合性人才的选拔作用有限;其次,信息不对称,工作透明度不高,一些省、市还是估分填志愿,或考前填志愿,考生实时了解自己的相关信息还比较困难;再次,考生志愿填报制度上存在“霸王”条款,只允许高校选择考生,考生在对高校的选择上没有多少话语权。

  五是高考公平缺乏法律支持。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国家招生考试的法律。由于缺少法律的权威性,各地纷纷出台超越国家政策的“土政策”。2006年全国性高考优惠政策才14项,到了各地就变成164项。政策毕竟低于法律,政策执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此外,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规范国家考试与招生的法律,因而有关部门在打击高考作弊、非法中介和招生诈骗行为中,由于没有法律支持,遭遇了不少尴尬和困惑,这也是目前高考不正之风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加强高考公平性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高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近年来,许多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高考竞争加剧,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在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命运的今天,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上大学时期的到来,通过高考获取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只要竞争存在,公平就会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永恒主题。要维护高校招生的公平,统一考试仍然是目前适应我国国情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现行高考制度还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坚持下去,但必须有针对性地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一)建立以全国统考为基础,分类选考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高校招生制度。统一高考制度的最大优点和最根本问题均出在“统”字上。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入学机会的增多,扩大考生和高校的选择权,实行入学方式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可能。从长远来看,我国高考改革将朝兼顾统一与多样的方向发展,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择录取相结合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具体可以对现行的“3+X”模式进行改造,即必考科目“3”(语、数、外)由国家安排统一时间进行;选考科目“X”由各省统一组织高校联考,突破中学课程设置,按高校专业大类设置若干考试科类,内容侧重专业能力倾向测验。这种模式既能让考生拥有一定的考试科目选择权,又可避免现有条件下高校自主招生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对平时表现和综合素质的评价,教育管理部门可以建立一套刚性的评价体系,并将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经层层审核确认后,提供给招生学校作为录取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着手改革梯度志愿规则,消除学校志愿之间的等次,实行多个第一志愿并列,让每个志愿都能发挥作用,降低志愿填报风险,增加考生选择学校的机会。

  (二)改进高考宏观管理。国家应充分考虑区域平衡、专业结构等因素,对高校安排分省、分专业计划提出指导性意见,作出统一规范。总体上应该由城市向农村倾斜、由东部向西部倾斜、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倾斜、由热门过剩专业向紧缺有市场潜力的专业倾斜。国家要建立录取名额合理投放的制度。在这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借鉴古代科举分区配额调节的办法,规定高校必须按人口比例、考生人数和教育状况分配到省计划。全国、全省可以拿出统一的办法,教育部门进行监督、核定和评估,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节。统考科目应由教育部收回命题权,建立全国题库,在照顾各地差异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启用不同的试卷,以达到高考竞争的相对公平。国家还应大幅调减不合理政策,尽可能缩减政策的“弹性空间”,减少人为因素对招生工作的影响,增强招生工作的客观性、公正性。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加快教育招生考试的立法,完善各项制度,真正落实依法治考、依法治招。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标准。在高考总体方案设计中,要体现出以学生个性健康发展为目标,在高考内容、形式以及录取方式等方面,要有利于中学和高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考试试题的难度、区分度,评卷标准等指标的设定,要考虑考生认知、解题等能力发展的层次水平,既测度出考生现有水平,又在最大程度上调动考生的创造性,使其主体性得到充分的激发和展示;在考试的时间长度上,要考虑考生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只有制订出真正体现教育规律要求,照顾到各种差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考试标准,才能确保其科学、公平价值的实现。

  (四)加强高考诚信体系建设。高考是千百万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要受到法规政策的规范与调整,而且要受到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的规范与调整。加强高考诚信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完善的考生个人信用制度。从长远看,每一个公民从办理居民身份证的那一天起就要建立个人信息档案,包括诚信状况、不良记录等内容,而且是全国联网的、通过合法程序可以查询的个人信用数据库。现阶段我们可从建立学生高中阶段诚信档案入手,把学生的品行状况特别是参加国家级考试的诚信表现记入其个人档案,高校可以按程序查阅并以此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从而促使考生自觉防范和杜绝违纪作弊行为。二是加强高校质量信用评估。高校只有经过社会化的专业评估机构对其教育质量、办学水平和信誉进行评估,达到一定等级才能获得招生资格和招生自主权。三是提升高考的公信力。我们要始终把考风考纪作为永恒的主题,将维护高校招生公平、公正作为生命线,认真解决好考试违纪作弊、招生以权谋私、非法中介诈骗等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以确保质量和安全。在高考中,主管部门行使的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代表的是政府的公众形象,必须以诚信办事、优质服务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五)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国家应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凡是能公开的信息都公之于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满足考生和群众的知情权,有效地接受群众监督,防止招生“特权”现象。同时,要建立有效的内外约束机制。从外部环境看,要建立由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的体系。在招考系统内部,各招生高校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由校友会、学校董事会、市民代表会、家长代表会等各种机构组成的监督体系,及时纠正招生中的不正当行为。 (作者: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张和生)

                                ——来源:《教育测量与评价》